偃师商城遗址为商朝西亳城的遗址，夏商文化界标，是一处商朝早期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都邑级遗址，是我国唯一一处保留下来的完整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是商汤灭夏后的国都。

国家的产生，标志着一种全新社会的建立，要维护社会秩序，就需要法律。于是，一些原始社会习惯形成的习惯法发展为成文法典。法律制度内容甚多，但刑事法律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汤刑》就是商朝一部重要的刑事法律。提到《汤刑》，我们就不得不谈到《禹刑》。

《禹刑》是夏代法律的总称，因禹而命名，据说有3000 条之多。它初步确立了以习惯法为主体的五种刑名，即大辟（杀头）、劓（割鼻）、宫（残害生殖器官、破坏生殖功能）、刖（断足）、墨（割开上额，灌注黑色）。

商朝在开国之初就制定了刑法，即《汤刑》，祖甲时期作了修订。它是一部初具规模的奴隶制刑法法典，是一部成文法典。《汤刑》继承和发展了《禹刑》的立法思想。《汤刑》的罪例有 300条，最重的刑例是不孝，《吕氏春秋》中提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据考，《汤刑》已有不公开的成文刑书，其详细内容已难以考定。商朝主要法律有《汤刑》，也是商朝法律的泛称，《官刑》是商朝惩治国家官吏犯罪、违纪与失职行为的专门法律，带有行政法律的性质，采取刑事制裁。另外，还有《甘誓》《盘庚》《伊训》等，也都是商朝具有效力的法律文件。《荀子·正名》中有“刑名从商”的说法，从侧面反映出商朝法制已经比较成熟了。

人们普遍认为，《汤刑》主要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实际上，对于商朝早期统治者威胁最大的，不是奴隶，而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因此，《汤刑》的重要部分实际上是官刑，实施对象主要是各级官吏。“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的意思就是，官吏如果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官风不正，就要受到处罚。

《汤刑》规定的刑罚方式很残酷，如有人在公道上弃灰，就要被斩手。到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时，强化了刑罚措施，如文献中记载的炮烙之刑，仅从字面上看就使人不寒而栗。

商朝的刑法较夏朝有新发展、新突破，已初具规模，周朝建国之初还沿用此法统治商族遗民。夏朝的法制指导思想是奉“天”罚罪，商朝更加强调“神”，尤其是祖先神。在这种天命观的影响下，商人十分迷信鬼神。商王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即“下帝”，也称天子。因此，执行占卜的神职人员——巫、史等，在商朝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王权神授观念的影响下，商朝的法律也是以“天”与“神”的名义制定的。汤所制定的法律，就连高高在上的商王也得遵守，不遵者就要受到法律制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史记·殷本纪》记载，太甲继位后“不遵汤法，乱德”，被辅政大臣伊尹流放到桐宫。后来太甲悔过，重新遵守汤法，才又被迎回。

商朝的法律有惩戒官员的法律、军事法律、针对民众的法律等几类。当时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关系，要比夏朝时严酷多了。如诸侯不服从商王命令，则要加以惩罚。如商王文丁杀了周族首领季历、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

商朝受到这类法律惩戒的罪责大致有巫风、淫风、乱风；见有罪，不匡正；对民众没有功劳，不勤于政事；违背商王意愿。巫风包括在宫殿中跳舞，在宫室中唱歌；淫风包括沉湎于金钱和女色，经常游览和田猎；乱风包括不听圣言，忤逆忠直，远离道德。如果官员见到有罪行为不指正，就会被施以墨刑。《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告诫臣下“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商末，比干被商纣王施以剖胸观心的极刑，原因应该是他屡次“强谏”，违背纣王的意愿。

商朝后来的君王根据现实需要对《汤刑》作了修订。商末，纣王“乃重刑辟”，使法律和刑罚更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