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建华法官将自己的团队亲切称为“我的团”，自己则被团队成员们喊作“我的团长”。
“我的团”人员不多，就四个，还不到一个班的兵，人虽少，可个个都是精兵强将。2019年，“我的团”一年累计收案2803件，结案2759件，结案率98.43%，收案数和结案数均位居北京互联网法院第一。
“我的团长我的团”
“我的团长”袁建华法官，工作了16年，是在各个岗位摸爬滚打过的 “多面手”，调研、宣传、信息不在话下，民商事审判经验丰富、得心应手。
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袁建华法官进入法院工作，当过刑庭的书记员，负责新闻宣传工作九年多，在各媒体发表了几百篇稿件，八次被市高院评为新闻宣传先进个人。
2015年入额后，她审理过保险和运输合同纠纷、知产和网络侵权责任纠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等案件。工作16年里，她五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入选北京市政法系统“十百千”人才名单；两篇文书获北京法院优秀裁判文书三等奖和优秀奖。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法官助理喻航、书记员孔尧和袁雪梅“三个桩”，便是袁法官工作中的好帮手、好战友。
带团队：走好“四人五足” 分工不分家
走好“四人五足”，坚持分工不分家，带团队上袁法官“很有一套”。
如何让这支“1+1+2”新型审判团队，实现“调解+速裁”“1+1+2>4”的效果？袁建华法官为团队成员量身制定了“分工单”：充分发挥新任法官助理喻航工作热情高、素质好、能力强等优势，加大证据交换和文书撰写力度；把握抓大放小的原则，发挥两位书记员在安排庭审、校对和送达文书等工作上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案件集约化办理效率。团队的内生活力被不断激发，创新的工作方法源源涌现，双线并行、协同前进的工作模式成为袁建华法官团队的吸睛法宝。
2019年5月，在一起23个串案的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中，因为案件复杂，证据较多，判决书也比较长，在袁法官完成文书撰写工作后，书记员孔尧主动提出跟雪梅共同再校对一遍，争取在月底前发出去，俩人一起忙到了凌晨一点多，终于把23份判决书全部核校完毕。
像这样的加班加点，对于团队成员来说是常事。在互联网法院，书记员的工作却不止于此。网上诉讼的模式决定在面对当事人时，他们还需化身“技术管家”，解决当事人注册、关联案件、上传诉讼材料等方面的技术疑问。他们每一次都能耐心细致地投入工作，得心应手地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在2019年，“我的团”共预定法庭3000余次，完成文书送达9000余次，完成文书公开650余件。日历表上密密麻麻的排期情况、电脑屏幕边缘纷飞的便签条、工作记录上龙飞凤舞的案件情况记录，见证了这个团队奋斗的365天里的每一个足迹。
办案子：精准调控调解和审判两个“开关”
“多元调解+速裁”模式实现了案件的快审快结，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时间成本。这就要求速裁团队准确把握调解和速裁的精神，当调则调、当判则判，绝不拖泥带水。
袁法官精准调控调解和审判两个“开关”，让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都有条不紊、流畅运行，同时不断根据每个阶段遇到的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团队工作节奏和模式，精准破解案多人少的矛盾，让办案进入快车道。
袁法官善于深挖纠纷“症结”，然后对症下药，为当事人开出药方解开“心结”。在一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原告是拥有光鲜履历的职业人，被告则是位孩子仅过半岁尚在哺乳期的母亲，产后抑郁和家人去世让她一直无法接受现实，再加上双方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让她在网络上用恶言恶语攻击了原告。
鉴于被告坚持要求线下开庭，袁法官考虑了双方的矛盾情况，从便利沟通的角度安排了线下庭审。但想不到的是，被告却带着仅有半岁的孩子和三个家属到了法院。
庭审进行了不到十分钟，就听到会见室传来孩子响亮的哭声，袁法官果断休庭让被告先安抚好孩子，评估了情况后对被告说：“不如今天先到这，你把孩子带回去，下次别让这么多家属过来了，留在家照看孩子，这样对孩子好，也能让你专心开庭，咱们也可以尽早把问题解决了”。被告听了很感动，一再表示感谢。
第二次庭审时，被告果然没有再带小孩过来，袁法官抓住时机，分别跟原被告作了沟通。原告坦诚告诉她，“袁法官，我不缺钱，也不是为了钱起诉，您看我才起诉了一千块钱，我就是要一个道歉，一个说法，这样下去我没法在单位工作了，不为别的，我也要让我儿子看看他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袁法官内心深受触动，她意识到化解这起纠纷，解决“心结”更重要。于是她为双方梳理总结了矛盾根源，希望彼此能理性看待事情的发生和结果，双方均比较认可，同时劝说被告孩子就快要断奶，她需要调整好状态重返工作，双方长期陷入诉讼纠纷中不利于各自的生活和工作。听了袁法官耐心细致的分析，最后原被告放下成见，握手言和，当庭签下了调解书。
“我的团”的每个成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他们既像快速运转的陀螺，又像天平上定盘的星，快速解决矛盾、快速处理纠纷，让公平正义更快速、更高效、更有温度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