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早期并未出现明确的天理概念，但与之相关的“天”、“天命”等则早已有之。西周初建，周人对商人的天道观进行调整，否定了上帝即祖宗神的观点，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并使之为君，战国时的管子，提出“生法者君也”，但君虽生法，并不是凭自己一己之私心，任意为之，而必须以天则人性为标准，“天则”即是自然界不可违背的规律，表现与俗世，则是人之者为人类本能中之好恶，源自“天则”的人情好恶即是立法之重要标准。

　　　　　　　　　　　　 中国法文化中“天理观”的法律内涵

　　宋明以来，天理渐渐成为司法审判的重要渊源。在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真德秀阐释了他对天理、国法的理解：“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逾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逆乎天理矣！”在真德秀看来，天理即是审判中客观的是非，不分是非就是悖逆天理。在清代，司法审判中各种天理的用例更为多见。乾隆八年，“刘元熙、刘元照商同谋杀胞弟刘满仔起恤，以致伊父刘奇英、母李氏俱被刘方通、李世顺立时杀死。乃刘元熙等忍心灭性，既不首告伸冤于前，复敢抬尸弃埋于后。”刑部奉旨驳回，判语中说：“其逆恶之罪，已为天理人情所不容，又岂国法王章可少贷。”嘉庆年间，大名府知府张五纬，遇到一件儿子遭人殴打并无意中向其父亲说起这件事，愤怒的父亲与其一同前往报仇，结果父亲遭受伤害的案件，张责备作为肇事者的儿子：“揆诸天理、人情、国法，实属罪无可逭。”这些案件中的天理，即与人情相通的“天之正理”，都用以形容犯罪的性质极其恶劣，到了天人共愤的程度，故国法中绝无通融宽赦的余地。

　　有的案件中，天理又被作为人情国法难以调和时对二者加以折衷的办法。道光末年，江西发生一件婚姻案，订有婚约的两个家庭之间，因为发生斗殴而引发诉讼。尽管斗殴事件已经被解决，但女方一家却因此怀恨在心，试图解除婚姻，而男方不同意，双方遂起官司。负责审理此案的鄱阳县的沈衍庆也颇感为难，“盖闻父子夫妇，并重于大伦。国法人情，必衷诸天理”，从国法的角度，仅仅由于之前的斗殴而解除婚姻是不能承认的，但从人情的要求看，又不应强迫不情愿的女子嫁给对方，因此需要诉诸天理对二者予以调和。沈衍庆最终的判决是，该女终生在父家中守节，男方则不得娶妻，但可纳妾，他认为“如此一变通间，庶伦纪足以相维，而情法似觉兼尽”。这一案件的具体判决，尽管不无商榷之处，但通过天理折衷人情国法的方式，无疑体现出天理的本源性、重要性。

　　概言之，在中国法文化中，天理即“天之正理”，它是弥漫于整个宇宙的支配法则，是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高于一切人类社会法律的权威，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公平、正义的终极理解。天理高于国法、人情，从而可以对发生冲突的二者进行指引。

　　　　　　　　　　　中国法文化中“天理观”的现代诠释

　　中国自清末西学东渐、变法图强以来，吸收、建立的基本是以西方法律为中心的现代法律体系，善于学习他人之长，本来无可厚非，但在此过程中若彻底丢失了中国自身的特色，失去了中国法治话语权，以及中华法律文化自信，也不应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法治图景。要重新掌握法治的话语权，实现法治的中国化，就需要挖掘具有合理性、适合现代中国的传统法治资源，去除虚无、伦常等不合理因素的“天理观”，正是传统法文化中值得重视的理论资源。

　现代法律知识尽管极为发达，法律教育日趋普遍，但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仍然局限于他们所理解的法治、公正之中，并使用他们的话语来描述。当“天理何在”这样的表达出现，已经反映出他们对无法提供正义的当代法治的极度不满、愤懑，司法的公信已经隐隐地显现出危机，如果再不加以重视，很可能面临着法治的“溃败”。

　　传统法文化的“天理观”，也启示司法者需保持敬畏之心。何为天理，它就是人世礼法的超验性依据，就是我们不能用利益、科学等经验去检验它，它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换句话说，天理就是法律所依据的根本道理。作为司法者，在利益衡量、科学检验之外，还需要对冥冥中的公平、正义保持敬畏，以认同天理的“良心”来审断案件，对待民众，最终，经由司法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