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缉令”是由公安部门发布的通缉在逃人员的命令，分为不同等级。对于在逃人员的追捕，“通缉令”可谓立下很大功劳。

　　最早的“通缉令”是伍子胥的画像。公元前 522 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做了相国。《国语•楚语》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记载，楚国到了楚平王年间，因为楚平王荒淫无度，国势日衰。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伍子胥及其亲属被裹入这场政治斗争，后因亲属尽被杀害而逃到吴国。楚平王为了追杀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他的画像，张贴到全国各地，并悬赏捉拿。这张伍子胥的画像，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通缉。

　　东汉汉灵帝年间，为了缉捕张俭而制作的“通缉令”也可谓我国历史上极为典型的“通缉令”。在汉桓帝时，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在其家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同乡人张俭不畏权势，毅然写奏折给汉桓帝，揭露侯览的罪行，请求诛杀侯览。但奏折终因落入侯览之手而被扣压，侯览与张俭也因此而结下冤仇。此次事件称为“党锢事件”。汉灵帝建宁二年，侯览勾结同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并胁迫汉灵帝诏令缉捕张俭，张俭闻讯后仓皇出逃。侯览“刊章讨捕”，刻印了许多包括张俭年龄及外貌特征在内的公文，颁行于州郡，要求各州郡协助缉捕。通缉令发出后果然奏效，张俭“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虽然百姓“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张俭仍无处藏身。他走到哪里，官兵就追捕到哪里。几经流转，张俭逃到东莱，藏在好友李笃家里。李笃也不敢久留张俭在家，又偷偷地把他送到塞外。直到中平元年，“党锢事件”结束后，张俭才得以重归故里。

　　自从出现通缉令至今，“通缉令”的名称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小说《西游记》中记载的唐朝玄奘和尚和历史上事实很有区别。事实上，唐朝有一项规定，禁止国民出关。玄奘为了求得真经，发扬佛法，私自西行印度。他因为违背了朝廷禁令，沿路关卡到处都有追捕他的通缉令，最后，不得不用绝食的方法说服高昌王允许他继续西行。

　　宋绍兴三年，岳飞因剿灭李成、张用等“军贼游寇”，得高宗奖“精忠岳飞”的锦旗。次年四月，岳飞挥师北上，击破金傀儡伪齐军，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岳飞也因功升任清远军节度使。同年十二月，岳飞又败金兵于庐州，金兵被迫北还。绍兴五年，岳飞率军镇压了杨么起义军，从中收编了五六万精兵，使“岳家军”实力大增。绍兴九年，高宗和秦桧与金议和，南宋向金称臣纳贡，这使岳飞不胜愤懑，由此引发了高宗对岳飞的怀疑。而在朱仙镇，岳飞招兵买马，联络河北义军，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于是，高宗第一次发出金牌命岳飞回朝，遭到岳飞拒绝。为了使百姓知道岳飞“图谋不轨”，并进一步给岳飞施加压力，高宗又连续十一次发出金牌，并沿途散布关于岳飞“谋反”的信息。这可以说是宋朝独一无二的通缉方式，最后，在绍兴十一年12月29日，岳飞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

　　元明清时期，通缉令的使用更加广泛。通缉令的制作主体也越来越扩大化，由最初的中央司法机关的制作逐步放大到地方政府，所采用的方式，大部分也是“画影图形”。元朝末年，战火连天，朱元璋起兵造反。在朱元璋造反之前，他就曾受到元朝通缉，元朝统治区域内几乎每个村落都张贴着画有朱元璋头型和简单“犯罪”事实的“通缉令”。朱元璋无可藏身，最后被迫继续流落在皇觉寺为僧。朱元璋造反之后，元朝政府更是采用了极端的通缉方式，他们制作了以朱元璋为首的“叛逆者”画像，只要见到类似于画像上的人，人人可以诛之。

　　清朝“文字狱”尽用通缉方式。尤其在清朝大兴“文字狱”之时，清政府为了“斩草除根”，往往将已经潜逃的罪犯直系亲属由著名画师根据被捉拿的当事人的描述，制作成逼真的影像，张贴到全国各地，并以高额的悬赏金作为诱惑。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僚为了打击异己，防止他们逃跑，也采用上述方式，通缉于主要关隘和大街小巷。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乾隆撤查禁书的方式是，将地方官员举报上来的禁书作者，或刊载于邸报颁行天下，“以为通缉所用”，或令地方官员制作“通缉目录”，张贴到禁书作者可能出现到的地方，大肆进行搜捕，“诸多文人战栗不可度日”。《红楼梦》被作为禁书后，因为曹雪芹已经亡故，乾隆政府将刊印、手撰、收藏的所有人都作为了通缉对象，清朝刑部制作“檄文”，就像对待战犯一样全国缉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