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元朝纲纪废弛，官吏贪纵而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对封建法制建设非常重视，决心用法制维护君主专制。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提倡立法要简、严。而明初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也促使统治者以重典治天下。因此朱元璋确立了“刑乱国用重典”作为法制的指导思想。所以在实行“重典以治世”的同时，又注重“明礼以导民”，把教化和镇压结合起来，礼法相辅而行，这种立法指导思想是封建法制长期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积累。

　　吴元年(公元1367年)，即夺取全国政权的前一年，朱元璋即着手立法活动，在平定武昌以后，由右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本着“法贵当简，使人知晓”的原则。制定了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这是明朝立法的开端。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明律，次年二月完成，颁行天下。篇目-准于唐律，共十二篇六百六十条，内容较唐律繁，并且将名例律置于篇末。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重修大明律，又将名例律冠于篇首。下带六篇，并正式以《大明律》为名颁行天下。至此，明律已正式修订整齐。

　　至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大明律》经多次修订，历三十年，最后编撰完成，颁行全国。《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在体例上，为适应强化六部，集中皇权的政治需要，按六部官制分门，置“名例”于律者，合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使自《法经》沿袭已久的法建法典结构体系为之一变。

　　《大明律》是明统治者总结了自唐宋以来，特别是明初三十年的统治经验而精心制定的，确实如《明史.刑法志》而言体现了“日久而虑精，一代法使定。”而且其条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是唐以后法典编修体例上的一大变革，为清律所继承。所以，在中国封建法律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还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间，亲自指导编篡了明《大诰》。明大诰共四编236条，其主要内容是辑录了洪武年间官民过犯，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并记录了明太祖对吏民的大量“训导”，以及结合陈述案件或另列专条颁布的新的重刑法令。

　　条例是明律之外最重要的单位法规, 一般常简称“例” 。为补充律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明朝继续采用宋、元以来以例断案的传统，并将例附于律文之后。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取其经久可用者，编成《问刑条例》297条，颁行天下，与大明律并用。这是明朝单独编订审判用定罪科刑事例的开始，确立了律例并重的制度。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又重修《问刑条例》共382条。开将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合为一体，形成律例合编的新体例。《大明律》于是定名为《大明例附例》，这和律例一体的形式，对清律有直接的影响。

　　《大明会典》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成书。共一百八十卷，但未及颁布。后来明武宗正德年间重加增补，以《正德会典》之名颁行天下。世宗、神家两朝也曾校刊增补，编有《嘉靖续纂会典》和《万历会典》。其中只有《正德会典》和《万历会典》流传至今。明朝会典的编纂为清朝撰修会典提供了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