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心定罪”是中国古代刑法的一个很有特点和代表性的原则。在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中，非常重视考察罪犯的主观心理状态，甚至干脆直接以主观的方面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原心定罪原则正是这一特点的一个表现。说到代表性，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法律是儒家化的法律，儒家思想在法律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原心定罪”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古代刑法中礼法合一的精神。

　　分析“原心定罪”，不能不提西汉武帝时董仲舒等人所倡导的“春秋决狱”。可以说，原心定罪正是“春秋决狱”的一个基本原则。《春秋》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许止父病，许止进药于其父而卒。” 许止进药而未曾先尝，致使其父因吃错药而死，董仲舒认为，许止未先尝药只是一种过失，并不存在“弑父”的动机，因此，“君子原心，赦而不诛”。他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心，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可以看出，这里面有三层意思：第一，“必本其事，而原其心”，即断罪要从犯罪事实出发，但不仅仅只看事实，而是要追究犯罪动机和犯罪原因及罪犯的心理状态。其判断的标准，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第二，“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凡是心术不正，主观为恶，有犯罪的动机，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要求不相符合，即使犯罪未遂（“不待成”），也要予以惩罚。共同犯罪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即“首恶”，当然“罪特重”。第三，“本直者论其轻”，行为的动机、目的纯正，其犯罪属于过失，因而虽然违法也可以减轻或免予处罚。

　　由此可以看出，“原心定罪”的实质，是强调根据犯罪的动机、目的、心理状态等主观道德要件来定罪量刑。而衡量一个人的动机、目的是否正当，是“本直”还是“志邪”的主要标准，则是儒家提倡的宗法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就体现在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中。桓宽的《盐铁论•刑德》篇进一步作了概括：“故《春秋》之决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太平御览》中载有董仲舒“春秋决狱”一例，他援引“原心定罪”说，判当事人不当坐殴父罪。《太平御览》六百四十：甲父乙，与丙者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持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意，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殴父’，不当坐。”甲以杖击乙，这是事实，乙是甲之父，这也是事实，所以法官认为，“殴父，当枭首。”董仲舒反对这种过于简单武断的审判方式，并试图加以纠正，他从《春秋》中援引“许止进药”一案，并从该案中引申出一种法律原则——“原心定罪”，最终将这一原则施用于当时正在审理的“殴父”案，认为甲见到丙拔刀刺父，即挺杖救护，本心不是想伤害父亲，由此得出无罪的结论。尽管这个案件是由于使用古老的判例而形成的，但是由于它引出了“原心定罪”这一原则，使得它对今后同类审判活动具有了指导意义。

　　又如：“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这个案件涉及到儒家的伦常观，如果严格依律处断，则会背离儒家的精神。丈夫因“溺流死亡”而无法葬，却一定要妻子甲安葬其夫以后才能出嫁，这显然是甲无法做到的，是一种不合理且不公正的要求。甲再嫁又要受到“弃市”的处罚，此种处置明显不当。从礼的角度看，作为妇人应在家从父母，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董仲舒认为甲是听从母命而再嫁，并不存在“淫行之心”，更不是什么“私为人妻”，出嫁就具有合法性。尽管她的行为表面上不合法，但她的具体做法确实是主观上是合乎经义的，所以无罪，“不当坐”。

　　既然原心定罪原则要求处理案件时注重分析犯罪人的主观方面，即“志善”还是“志恶”，那么儒家的礼就成了判断志善还是志恶的标准。凡是符合礼的规定就是善，不符合礼的规定就是恶。礼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又被细化为“亲亲尊尊”，“君亲无将，将而诛焉”，“亲亲得相首匿”，“恶恶止其身”等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也就是说，宗法伦理是“原情”或“论心”的主要依据。　　　《礼记•王制》篇写道：“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原父子之亲”，即是以原孝之心来论罪；“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就是原忠之心以论罪。在国中尊尊君为首，在家中是亲亲父为尊。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凡是为了维护国君利益、家父利益就是志善，反之就是志恶。

　　按照儒家伦理观念，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绝不容许违反，臣对君、子对父不允许有犯上、作乱思想。即使将有此意，没有行为，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行为。《汉书•怀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淮南王刘安谋反时，胶西王端议曰：“安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营惑百姓，背叛宗朝，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王道事验明白。当伏法”。这个案件体现了根据儒家亲亲尊尊原则而引申出来的“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的法律观点。对于王公贵族来讲，即使是皇亲国戚，当其行为有可能触犯皇权即危害到中央集权的时候，也必然会招致统治者的打击。即使仅有这种思想，也会被认为是犯罪。此时，审判案件的官吏们就会根据“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的原则，秉承统治者的意见，对他们判处严厉的刑罚。任何侵犯皇权，损害皇帝尊严以及危害皇帝的安全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制裁。

　　皇亲国戚犯法以“君亲无将”为依据来严以执法，与此相反的是，属于一般平民的案件基本上都从轻判决。如上文提及的“殴父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通典》载有以下案例：“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在这个案件中，甲乙之间本来没有父子关系，甲藏匿乙按法律规定甲应当负刑事责任，但甲乙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应视同父子，如果处罚甲，不承认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对甲乙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法律也与儒家的伦理精神不符，削弱了礼所规定的“亲亲尊尊”的基础。所以根据儒家的礼“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应当判甲无罪。这样便减轻了当事人的罪责。这种做法在当时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具有正当性。

　　西汉以后，“原心定罪”原则逐步被应用，成为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司法传统之一。

　　司法实践中，审判案件的官吏运用原心定罪努力展现人们的动机、心理，强调“心”、“志”的善恶，在定罪量刑时考虑犯罪人的行为目的、主观动机和心理状态，区分故意和过失，这是一种进步的体现。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如果过于注重犯罪的主观因素，忽视甚至无视犯罪事实，仅仅依靠伸缩性非常大的伦理道德为标准判案，必定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导致司法活动的不公平。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有着深远影响的法律原则，“原心定罪”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有利有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