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在努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强调“公开、公平、公正”。其中，“公开”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有法律公开、庭审公开、判决结果公开等等。“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前提。法律的实质就应使人人皆知、人人遵行，并人人会用。现今，“公开”制度已成为我国依法治国中一项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它的出现却也历经挫折，是先人的百折不挠、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促成了它的实现。

　　法律的公开始于春秋时期、始于成文法的公布于众，有很多人对它的实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春秋以前，奴隶制国家主要靠习惯法调整各种法律关系。后来出现了成文法，但也不向人们公布，而是藏于政府机构。统治者认为，国家法律应该保密，不应该公之于众，因为一旦人们知道了法律规定，就不会俯首听命于官员贵族的任意摆布。百姓会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对官府、对他人依法进行争辩，就会造成种种争端的出现，危害统治者的专权统治。这种情况到春秋时期难以维系了。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求把法律条文公布出来，以保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就出现了几位重要人物。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首先创制新的法规，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子产对他从公元前543年以来所进行的诸项改革的总结，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子产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如确定赋税数额，对卿大夫“忠谨俭约者奖励提拔，玩忽职守、奢侈腐化者撤职查办”等等。改革的第一年，由于触动了某些人的私利，加上人们的因循守旧，改革推行得极不顺利。但3年后，子产的改革给人们带来巨大收益，人们转而拥护这项改革。至公元前522年子产去世，郑国一直治理得很好，周旋于晋楚两霸之间，处置得宜，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和尊严。子产的改革虽然大获成功，但为了维护贵族特权，他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周朝的制度，客观上，阻碍了当时代表先进社会力量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郑国大夫邓析不满子产的改革，要求“事断于法”。于是，在公元前530年，他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参考子产的刑书，私自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竹刑”最初是私人著作，但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在郑国流传并为执政者所接受，成为官方的法律。此后，晋国执政范宣子也作了一部刑书，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公布于世。在他死后，公元前513年，晋国大夫赵鞅和荀寅向晋国的老百姓征收了480斤铁，铸造刑鼎，在鼎上铸上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公之于众，这件事也引起了晋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但自此，晋国在春秋时代的霸业却长盛不衰。赵鞅和荀寅的这次公布法律的行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史称“铸刑鼎”。

　　经过这三次变革，成文法正式公布于众，它打破了统治阶级专断刑律、任意处置剥夺百姓权利的不合理局面，它主张的“无上下贵贱皆从法的精神”，即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不享有特权，不论他的社会地位高低，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刑。这与现代的法治理念极其相似。法律的公开，使人人皆知有法，皆知何为犯罪，何为违法，人人都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减少了犯罪，维护了社会稳定。对我们当前来说，它也仍然起着这样的作用。

　　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是中国法律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它能沿用至今，表明它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公开”制度是法治社会的重要象征，它对于历史、对于现在、对于未来，永远具有重大意义，它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