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三、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内容
（一）制定专门的《少年法》，系统、全面规定了对非行少年教育、保护
日本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制定了专门的少年法，少年法是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一体的法体系，其在达到保护少年健康成长目的的同时，客观上实现了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结果，因此，同时具有保护法和类似刑事法的特色。
1.少年法具有保护法和类似刑事法的特色
《少年法》的理念是保护主义，因此，它是一部带有福利性质的行政法，即保护法。《少年法》的管辖对象是非行少年，他们之所以有非行倾向及实施非行，主要的根源和责任在于成人社会。而且，未成年人“是在试行错误走向自立、自律、成长发育的，这作为儿童固有的权利，应当得到社会的保障”。因此，《少年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本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少年的健康成长。当未成年人的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时候，国家作为最高监护人担当起这一职责。从非行少年发现的一刻开始，保护措施也就随即展开。非行少年被发现以后，家庭法院对案件通过受理程序迅速作出判断，是不做处理、责成少年的监护人严加管教？还是移交福利机构通过福利措施对少年进行保护教育？还是启动正式的审判程序？对进入审判程序的非行少年，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如在宅观护、实验观护等措施，与此同时，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开始对非行少年的身心特点、生活环境、社会背景进行调查，找出导致他们非行的原因，少年法官在此基础上开庭审理，采取非正式、非公开、保证非行少年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的方式进行，这个过程既有司法程序的性质，也同时保护少年不因此受到伤害。法官审理完毕，或做出不处分决定，或做出保护处分决定。保护处分有保护观察、移送儿童到自立支援设施和养护设施、移送少年院，从这些处分的内容可以看出，保护处分具有极强的保护性和福利性。保护处分的创立，基本上排除了对犯罪少年的刑罚适用，同时把违法少年和虞犯少年纳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因为他们与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既达到有效保护非行少年的目的，也起到了预防犯罪的效果。
非行少年包括虞犯少年、违法少年和犯罪少年，少年的非行不仅有害于自己的健康成长，也有害于社会，甚至恶害于社会。对他们的保护不能仅限于福利性质的养护，应当有严厉的教育保护方法，这些严厉的教育保护方法中就有限制或剥夺非行少年自由权利的内容，人身自由是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要予以限制或剥夺必须经由有宪法所保障其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司法机关决定。所以，少年司法制度应运而生。尽管“对于少年犯罪的结果，少年法完全不同于要求以刑罚的方式承担责任的刑法，以及保障其程序的刑事诉讼法”。但是，对应少年非行的结果之一的保护处分，对于少年而言常常具有非利益性本质，因此《少年法》还具有类似刑事法之性质。
2.少年法是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一体的法体系
《少年法》包含了处理少年非行案件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内容。实体法部分规定了《少年法》的管辖对象为非行少年；非行和少年的需保护性是少年法院需要查清的事实；与非行和需保护性对应的主要结果是保护处分。程序法部分规定了处理少年保护案件的组织机构、保护程序及保护办法。
（二）少年法除犯罪少年外，还把违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也纳入管辖范围。
日本法将犯罪少年、违法少年和虞犯少年统称为“非行少年”。犯罪少年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20周岁，触犯刑罚法令者。违法少年是指未满14周岁，触犯刑罚法令但不承担刑事责任者。虞犯少年是指参照其品行和环境，犯罪倾向较强，不满20岁的人。把犯罪少年纳入司法保护程序来处理是原则，移送刑事司法程序处理是例外，因为刑罚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过于残酷，其矫正效果也是微乎其微。这样做，避免了少年遭受刑罚的摧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保护少年的目的。把违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作为调整对象，涉嫌过度的司法干预，容易给少年贴上标签，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但是，《少年法》中的司法保护程序带有司法性质，更具有行政福利特性，因为违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与犯罪关系非常密切，对他们进行干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非行少年和预防犯罪。当然，违法少年和未满14岁的虞犯少年只有在都、道、府、县知事和儿童咨询所所长移送的情况下家庭法院才能进行审判，对这部分少年采取的是福利保护优先的原则，尽量减少司法干预。
（三）设立保护处分，代替刑罚的适用
未成年人身心均不成熟，对他们适用刑罚处罚，显得残忍而无用。因此，世界各国都设计了适合于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建立保护处分，排除刑罚的适用。日本少年法规定，对16周岁以下的少年禁止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使年满16周岁的少年犯罪性质特别恶劣，需保护性特别缺乏，需要移送检察官进行刑事追诉，也要由家庭法院的法官决定是否移送，即使已送到刑事法院，刑事法院的法官也可以以不适合刑事处分为由再移送回家庭法院，要求作为保护案件加以处理。对非行少年的处理，保护处分程序适用为常态，刑事处分程序的适用为例外。
现行少年法规定了三种保护处分，即保护观察、移送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儿童养护设施、移送少年院。保护观察是非收容性处分，将非行少年置于家庭或工作场所，对其指导监督和辅导援助，少年应遵守相应的规定。保护观察在保护处分中的利用率最高。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儿童养护设施是福利性设施，收容少年是为了对其教养和抚育。少年院处遇是对收容少年实施矫正教育，在尊重少年人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生活指导、课程教育、职业辅导等，促使其适应社会生活。
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诉讼程序，也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也拥有少年司法保护的一系列权利和福利。如，不满18周岁的少年不得适用死刑和无期徒刑，对未成年人量刑从轻减轻处罚，刑罚在专门的少年刑务所执行，刑罚执行的社区矫正模式仍然被大量应用。
（四）适用保护处分的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完全不同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实体性规定部分：规定少年非行和需保护性作为适用保护处分的构成要件；少年法的调整对象为非行少年；创建了保护处分排除刑罚的适用。这里没有刑法的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少年适用保护处分的理由不仅仅是少年非行，更重要的是少年缺乏保护性。少年司法是个别化司法，少年法官根据少年的非行、需要保护的情况、少年身心状况、生活环境等作出处分决定，少年法官断案不是刑法学思路，而是犯罪学思路。
程序性规定部分：家庭法院调查审理非行少年的过程，也就是保护的过程。因此，非正式、非公开是案件审理的原则。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在法院判决有罪以前，是被推定为无罪之人的，与普通人几乎没有区别；进入少年司法保护程序的少年一开始就被当做保护对象；少年法院既是行政机构也是司法机构，那里设有调查官，非行少年的调查和审理都是法院的职责；尽管少年警官发现非行少年时，也做一些资料的收集工作，并把这些资料以书面的形式移送家庭法院，但是，他们的工作完全不同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侦查行为；检察官在少年保护案件中，只有移送案件的责任，不是公诉人的角色；家庭法院调查官的调查和法官的审理并不是为了追究非行少年的责任而是援助少年克服非行性，找到保护少年的最佳办法。因此，他们对待少年的态度是温和、诚恳和对人类的深刻理解而不是抱着嫉恶如仇、有仇必报的报应态度。
（五）引进科学主义，设置对非行少年的身心鉴别制度和社会背景调查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中的科学主义是指，在少年司法制度中相关主体利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及其他专门知识对非行少年的品行、经历、素质以及生长环境进行调查，寻找导致其非行的原因，从而制定矫正其非行及其心理的办法的理论。
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中设置了少年鉴别所对非行少年的身心进行鉴别。鉴别所的法务技官通过面试、身体状况的调查、心理检查、精神医学的检查、行动观察以及收集来的资料，探明少年的素质、经历、环境、人格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便法官做出正确的判定，确定对少年矫正最有利的方针。
少年的社会背景调查则由少年法院的调查官进行。调查官对少年、保护人或者相关人的品行、经历、素质、环境、家庭及其成员的状况、少年成长的经历等内容进行调查，调查完毕，将调查结果用书面形式，写上自己的处遇意见，报告给家庭法院法官。开庭时，调查官要出席审判并陈述调查的内容和意见。
（六）将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纳入少年法的管辖范围
家庭法院除管辖少年司法保护案件、家事案件外，还管辖着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因为少年非行常常是由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忽视、虐待、不正确对待造成的。这类案件如果在普通刑事法院审理，效果不是很好，把它放在审理少年保护案件的专门法院处理，可以达到既保护了少年，也惩处、教育了危害少年利益的成年人。如果成年人实施了违反“儿童福利法、学校教育法、劳动基准法、未成年人吸烟禁止法、未成年人饮酒禁止法”等法律的行为，将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