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逸周书·大聚篇》记载：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大禹曾发布禁令：“在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意思是说，三月份不准在河里下网捕捞鱼鳖。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物保护法令，也是关于禁渔期最早的文字记载。那时的动物数量和多样性远超现在，祖先就已经想到合理保护，有节制地捕猎。

说到历史上最严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令，当数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王朝颁布的《伐崇令》。该规定将动物保护种类进一步扩大，明确要求“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六畜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的六畜指牛、马、羊、猪、狗、鸡这些被人类驯化的家畜，广义的六畜指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所有动物。《伐崇令》中所说的毋动六畜是泛指所有动物，如果违反此禁令就是死罪，可以说《伐崇令》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保护野生动物立法了。

          元朝的动物福利保障和晚清的反虐待动物法令

13世纪初始，成吉思汗制定了《大扎撒法》，其中对动物保护的规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该法律规定，任何人往躺在地上的动物身上小便将被处以刑罚。通过这一条法令我们可以发现，元代的动物保护制度更为尊重动物，现代意义的动物福利保障已经出现萌芽。

到了晚清时期，我国开始出现反虐待动物的机构和法令。1906年，《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办事规则》规定，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承担警事、治安、正俗、防疫等事项的立法职责和管理职责，动物的善待管理及其立法属于“正俗”职责范围。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制定的《管理大车规则》第五条规定，不准虐待牲口。这是“虐待”一词，第一次由人扩展到动物。在晚清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用“正俗”的名义来保护动物，说明了对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视。

         明清皇室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喜好对野生动物的命运起着巨大的影响，唐中宗下令动用军队到岭南捕鸟，为安乐公主采集百鸟羽毛制成百鸟裙，许多鸟类因此灭绝。安乐公主造百鸟裙以后，官员和百姓纷纷效仿，最后竟然造成“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的局面。可见，统治阶级的错误观念和奢靡之风会给野生动物带来多么悲惨的命运。

到了明清时期，部分统治者高度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以身作则，示范天下。《明史·食货志》载：“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达政大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玉面狸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果子狸，当时是供皇宫享用的一种野生动物。如果皇帝带头食用果子狸，必然引起全社会的效仿，明仁宗这一斥责挽救了大量果子狸的性命。

雍正皇帝拒绝使用象牙制品的做法也同样值得称赞，《清实录》中提到 ，广东等地向皇室进贡象牙制品，雍正皇帝以为偶然进献，便未下旨禁止，没想到全国各地向皇室进贡象牙制品之风日盛，雍正皇帝遂下谕旨 ：“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从此屏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止息矣。”这道谕旨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既杜绝了皇室奢靡之风，也有效地保护了野生动物。

现在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就已经开始通过立法保护野生动物，而且不乏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生命，闪烁着人类智慧的法律规定。但古人却没有意识到疫情暴发与食用野生动物之间的联系，仅有零星记载食用野味后染疾的个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过食用蝙蝠而亡的病例：“伏翼（蝙蝠）……仙经以为服之令人不死者，乃方士诳言也。（宋代）李石《续博物志》云：唐陈子真得蝙蝠大如鸦，服之一夕大泄而死，又宋刘亮得白蝙蝠白蟾蜍合仙丹，服之立死。”可见唐宋已经有人因食用蝙蝠中毒而亡。

古人没有将食用野生动物死亡上升到公共卫生安全的层面，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另一方面是因为交通闭塞，人口密度低，对病毒传播形成了天然的隔离屏障。但如今的世界，人口数量高达70亿，发达的交通也让病毒传播搭上“便车”，人类对自然界的不尊重，不断地在反噬自身。2003年的SARS、2012年的MERS以及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一次次深刻的教训、沉重的代价告诉我们：不打扰野生动物，便是人类对自然最大的温柔。

此次出台的《决定》释放出国家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强烈法治信号。革除吃“野味”的社会陋习，需要法治的力量，也同样需要在观念上彻底的革命和转变，只有发自内心地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才会换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悲剧才不会再次上演。